眼下，無紙化排版校對等新技術的應用，使得校對功能發生極大變化，校對族群同時也在分化：“50后”踏實穩定，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但不少面臨退休;“60”后屬于“正當年”，但不少做到了領導層，業務接觸漸少;“70后”多是“工作狂”，校對技術能力強，但知識方面能力有待提高;“80后”正在積蓄力量，然而他們面對著充滿誘惑和壓力巨大的社會現實，是否甘于付出辛苦勞動而且沒有相應的地位和回報是他們面臨的最大尷尬。此次專題，我們特邀來自各個出版機構包括網站的校對員和策劃人，共同探討，新時代的好校對要去哪里找?怎樣的校對人才是順應時代發展的?

在圖書出版的諸多流程中，校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實際上，目前出版業的校對功能卻大多處于“缺失”狀態。據記者調查，大量出版社已經撤銷了校對部門，采取社會化合作，也就是項目外包方式，由外校人員承擔三校程序中的部分或全部工作。更為普遍的做法是，社內穩定極少數專職校對人員，同時外聘校對。尤其是出版業比較繁榮的北京、上海等地，大量民營圖書公司基本沒有校對部門，甚至連專職的校對人員都沒有設置，圖書編校質量因此深受詬病。社會化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出版社提高圖書出版效率，降低成本，但外包通常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優秀的校對人員難找;質量和進度不一定能夠得到有效保障;易出現因質量不合格而重復低效工作或者造成出版周期延誤等情況。當然，一些老牌出版社的校對崗位保留得相對完好，但并不意味著，沒有問題存在。

校對環節出現紕漏的原因不難理解。目前出版社尋找的外校人員不外乎這么幾種：離退休出版社編校人員;業余兼職的在職編輯或校對;校對公司的校對人員;其他具備一定校對條件的人員。這種人員結構中，具備專業校對知識的可謂少之又少。資深策劃人翟昌林告訴記者，他所接觸過的大部分編輯和校對人員中，對于校對職位的認知，還停留在很粗淺的概念化層面，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校對不過就是改改錯別字、標點而已，對于校對知識的了解也不過是編校符號、常規字詞錯誤等等，還遠遠達不到職業化、專業化的程度，從而也就很難確保校對質量和工作進度。

另外一個原因是，現在的校對員多是年輕人，甚至是剛進入出版業的新手，本身對于編輯工作和校對工作認知很淺顯，而經驗豐富的老校對要么很缺乏，要么固守傳統思維，不太愿意“傳幫帶”，年輕校對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往往是所謂的編校一體，角色定位模糊，缺乏系統性、專業化的校對知識，自然也就對校對工作不那么重視。相應地，這種機制帶來的后果是整個行業對于校對的認知普遍較低，對于校對人員的認可和接受程度較低，甚至形成編輯和校對潛在的對立，相互“挑刺”找毛病，校對工作失去了客觀性和獨立性。另一個結果是出版業對于校對的價值定位偏低，校對工作的價值回報不高，嚴重挫傷了專業校對員的工作熱情，造成優秀人才流失。某老牌社元老級校對此曾抱怨：我現年52歲，副高職稱，部門主管，勞工合同標明月收入6000多元，到手3000多元。雖說年底有獎金，但全憑領導定。校對人員基本為全社最低檔。而某校對公司的兼職大部分是出版社校對出身，除了社里發的那點工資，他們還得靠賺外快改善生活……

當前圖書出版業似乎進入了“高鐵”發展期，出版方為了更早地搶占銷售市場，更快地產生經濟效益，更大地形成產品規模，一味地強調速度，各個出版環節和流程都被壓縮，作為圖書質量重要環節的校對工作也不例外。在這種“高鐵”速度要求之下，不僅編輯做不到專心細致地把好選題內容質量關，校對也無法按照正常的合理的工作強度來確保校對質量。速度上的超快發展，往往帶來質量、品質的降低。即便是再好的校對人員，在這種高強度的工作負荷下，也不可能長期保持最佳工作狀態，失誤錯漏就不是難免，而是必定的了。

當下，大量的新技術被引入出版工作中，校對行業也迎來了新的技術改革，無紙化出版的極大發展，也形成了無紙化校對的廣泛需求，校對不再僅限于傳統意義上的紙質工作，也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電子化校對、異地校對更多地被采用，并成為潮流當然，盡管如此，仍可以預期，電子化、無紙化校對不可能完全替代紙質校對，而且也需要較長時期才能在整個行業范圍內得到普及，因為無紙化校對不只是脫離紙質形態便可，更需要在出版流程和技術上與編輯、排版設計、印刷等多個環節無縫對接，需要整個出版行業形成相應的技術標準和行業規范，才能確保編輯出版流程的順暢、完整和安全、高效。

到了最后，討論出版機構校對崗位的設置與否已經變得不太重要。更為重要是，在社會分工細化和市場競爭的機制下，校對員的職業化、專業化需要被更多的人關注。雖然已有不少有品牌的校對公司出現，諸如慧眼校對、八通校對、東方博學等，但又有誰來承擔對校對人員素質的把關，并對其進行技能培訓，讓他們在這個行業中被尊重被肯定并保有工作的熱情?